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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的信托業轉型方向選擇

作者 研究發展部 王和俊 孫妙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

金融來源于實體、附著于實體、服務于實體,作為開展資管業務的金融機構,信托業一直順應中國經濟形勢變化,在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中提供稀缺的金融服務。中國經濟在經歷30多年的高速增長后,步入新的發展階段,是謂“新常態”,增速下調、結構調整、動力轉換成為基本特征。中央在深刻把握“新常態”規律的基礎上,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應對當前及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經濟變化的總體思路。站在信托業角度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探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給予的發展機會,是決定著信托業順應改革潮流、把握經濟趨勢,成功實現轉型發展的關鍵。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涵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法最早源自習近平總書記,“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并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性改革包括“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和“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隨后,官方媒體多次發表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權威解讀,例如“供給側與需求側并非割裂”、“供給側改革不同于西方的供給學派”等等,澄清了一些誤讀和誤解。

綜合起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含義是: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要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含義,就必須深刻理解三個關鍵點:

1、解決經濟增長瓶頸、實現長期平穩增長

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長的潛在水平低于以往,但仍有維持中等增長速度的潛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就是充分釋放這種中等增長潛力的有效手段。觀察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尤其是日本、韓國等二戰后發展起來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的一般規律,可以看到增速換擋是一種必然趨勢或者客觀事實。進入該階段后,由于人口紅利、資本積累所帶來的簡單外延式經濟增長方式走到盡頭,而越發依靠技術進步推動經濟增長,優化經濟中的資源配置,使得技術水平不斷提高,通過復雜的內涵式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實現經濟增長成為必然選擇。這就要求勞動力、資本、土地等各種經濟要素重新調整和配置,流向具有更高生產效率、代表先進技術水平的產業部門,呈現出落后產能的淘汰和新型產業的興起,實現整個中國經濟發展動力的轉換。不難看出,要實現這種轉變,需要對產業進行調整和升級,實際上就是需要生產部門即供給側進行相應的結構性調整。

2、經濟調整思路從需求刺激轉向有效供給

過去幾十年,無論是英美發達國家還是我國,對宏觀經濟運行調控主要遵循凱恩斯主義的需求刺激框架,手段上綜合采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以短期擴張總需求來增加生產、就業和收入,以達到保持經濟增長的目的。目前,中國經濟已經步入新常態,經過多年發展,基本淺層次需求都等到了一定滿足,由人口總量增加帶來的需求增加已經轉向人口流動和收入提高帶來的需求升級,這種需求的升級并未獲得充分的滿足,大量資源仍然鎖定在低端無效行業進行無效供給,造成了供給側與需求側的不匹配,供給側并未適應需求側的變化。這一方面造成鋼鐵、水泥、煤炭等傳統制造業產能過剩、產品滯銷、整體利潤陷入負增長,另一方面消費相關行業尤其是高品質消費領域供應不足,如電器及電子產品、食品、服裝化妝品、奢侈品、乳制品、香料化工品、醫藥品等等,甚至需要通過大量進口來滿足。對于金融機構來說,原來由于需求刺激帶來的投資機會顯然將會逐漸讓渡給有效供給帶來的投資機會,比如過去大量低效重復性或者階段性過剩的投資涌入鋼鐵、水泥、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等帶來的地產信托、政信業務、礦產信托等主流業務,未來將會轉向圍繞居民消費升級需求的領域,如醫療、教育、養老等等,催生新興產業的大量投資機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疑將會在上述此消彼長的過程中,驅動金融資源向新興領域前進。

3、與海外國家供給側改革大相徑庭

供給側改革的政策思想源頭可追溯到供給學派的主張和上個世紀70-80年代英美等國供給側改革的歷史經驗,但與上述源于相比,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和手段措施,與海外經驗根本不是一回事。上個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導致美英等國陷入經濟增長滯脹的局面,隨著里根和撒切爾開啟基于供給學派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減稅、鼓勵競爭、激發企業效率、國企改革、消減社會福利等,經濟迅速擺脫滯脹局面,步入復蘇過程中。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其相比,相同之處在于均把優化供給體系、優化生產要素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進而提高潛在產出能力,不同之處在于雙方所處的歷史時代背景和相關約束條件不一樣,這決定了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采取的具體措施也不會相同,比如根本所有制不同導致的國企改革和鼓勵競爭措施不會采取簡單的私有化,再比如兩者金融市場狀況不一樣而不會采取簡單的緊縮貨幣政策,還有,兩者的社會福利水平不一樣致使連連棋牌不僅不會采取削減社會福利的措施,反而會基于解決去產能引致失業的目的增加社會福利托底措施。

(二)“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未來相當長時期內的發展主軸,是中央對于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點和任務的總結,作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系到未來中國經濟能否持續保持中速增長,一切的宏觀調控、產業政策、金融政策都要圍繞該目標和任務進行。具體來講,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連連棋牌有五大具體任務,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這五大重點任務實際針對著現階段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比如部分產能過剩、房地產庫存過高、地方政府和企業債務負擔過大、社會融資成本過高及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居民升級消費需求和民生需求設施及服務供給不足等等,解決好上述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會取得實質進展,中國經濟才能釋放潛在增長速度。那么,五大任務具體如何理解?尤其是站在金融角度、信托角度如何理解?

一去產能。鋼鐵、有色金屬、水泥、紡織、服裝等行業供給過剩、大量庫存積壓,價格一降再降,甚至低于生產成本,但仍然無法達到市場出清的狀態,導致上述行業存在大量僵尸企業、沉淀了大量人財物資源,不僅造成了極大的資源浪費,使得價格扭曲,無法將資源流向高效行業,對新興產業發展造成拖累,而且容易引發金融風險,沖擊整個金融市場。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上述行業未來將會通過多種方式進行去產能,如并購重組、海外輸出、升級轉型等等,這無疑又將給金融機構帶來許多投資機會。

二是去庫存。除了產能過剩行業大量庫存積壓以外,房地產行業也存在階段性庫存過高的困境,尤其是三四線城市,地產庫存數量更高、去化周期拉長到幾年甚至十數年的地步。房地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支柱作用明顯,牽涉產業眾多,大量庫存積壓的結果,會導致產業拉動效率降低、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銳減、銀行信托等金融機構風險暴露壓力加大。房地產去庫存是因時因地、長期的艱難過程,將對采取多種手段并行,一方面采用貨幣、金融、財稅、人口政策刺激有效需求,另一方面房地產內部進行總量和結構控制,如三四線城市土地供應縮減、減少別墅和大面積住宅供應、進行普通住宅向保障房和安置房轉化、控制無效商業地產供應、發展租賃市場促進庫存消化等等。這種變化,顯然將引導金融機構的投資行為,尋找結構性機會,避開相應的高庫存風險,更多的投向有真實需求和剛性需求的地產類型和區域。

三是去杠桿。去杠桿實際與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息息相關,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債務負擔過大、杠桿水平過高,是去杠桿的主要對象,目前業已進行的地方政府債務清理、置換、規范融資、大力推進PPP,以及證券市場去杠桿、鼓勵企業股權融資、增加直接融資渠道、鼓勵銀行債轉股、允許僵尸企業清算重組等等,都是去杠桿的方式。去杠桿的過程與金融機構最為直接相關,對于去杠桿的領域,銀行、信托等金融機構需要轉變思路,由債權融資業務逐步轉向股權投資業務,比如多進行股權投資、基金化投資,以創新融資方式代替傳統主體信用融資方式,比如多進行資產證券化融資。

四是降成本。近年中國經營環境變化,由人力、環境、資金、稅收等多個方面帶來的企業成本快速上漲,對于企業競爭能力構成較大沖擊,站在金融機構角度,供給側機構性改革背景下,通過創新金融服務供給,降低實體企業融資成本成為最主要、最應負擔的任務。一方面,對于中小企業、廣大個人等傳統金融覆蓋較淺或者難以覆蓋的地方,未來將會鼓勵提供金融服務,并在此基礎上通過總結經驗、完善信用評估體系、提高風險控制技術手段等方式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對于融資成本較高的企業,將鼓勵增加直接融資、增加標準化融資、鼓勵創新性融資(ABS、結構化融資)、適度增加股權融資等方式降低融資成本。在該過程中,金融機構將擴大業務范圍、進入更多非傳統主流業務領域,另外也將增加新型金融產品創設。

五是補短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出發點是供需不匹配、供給不適應需求的變化,補短板就是彌補供給短板,增加符合市場需求、代表未來趨勢的產業的供應。具體來說,包括許多方面:一是符合民生需求的設施服務供應,例如養老、托兒、醫療等方面嚴重供應不足;二是市場急需、現已存在嚴重供應不足的基礎設施產品,如環保設施、軌道交通、地下管廊、停車場等等;三是代表未來趨勢的新興產業,比如新能源汽車、物聯網、新能源、高端制造等等;四是代表需求升級的高端消費品,比如乳制品、家居用品、高端電子產品等等。上述領域產品將會被國家創造條件,高度鼓勵發展,相應的財稅金融政策、準入限制放寬等都會逐步實施,產業發展前景空間巨大,是金融投資機構介入的重中之重。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帶來的發展機會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體思路下,隨著“三去一降一補”五大重點任務的逐步落實,中國經濟將會出現新的積極變化,在此過程中,會衍生許多的產業發展趨勢,抓住趨勢、順勢而為,將會為金融機構,尤其是信托業創造許多的發展機會。實際上,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并購重組、綠色金融、新興產業、消費和小微金融、基建PPP等領域的投融資機會眾多。

(一)并購重組

供給側改革是結構改革,需調整比例,提高效率,通過創新來提供有效新供給,同時需去產能去杠桿,讓資金流到應該流向的領域和優質企業。目前很多僵尸企業有相當比例是國有企業,除有的銀行為規避不良債權,不遺余力地為“僵尸企業”進行“輸血式”續貸之外,一些地方政府在以GDP增長為導向的政績考核壓力下,為維持當下的經濟繁榮、就業充分和社會穩定的局面,為“僵尸企業”提供隱性擔保。隨著供給側去產能等改革措施加速落地,國企的兼并重組將提速,信托公司可以發揮自己實業投行的優勢,充分利用多層次資本市場,按照“做好增量、盤活存量、主動減量”的思路,大力發展企業并購重組業務,支持產業整合以及僵尸企業清理。

具體而言,信托公司可支持落后產業整合,大力解決僵尸企業,釋放資本。通過并購和清退,減少企業數量,提高產業集中度,化解鋼鐵、水泥、煤炭、玻璃等傳統產業過剩矛盾。以并購重組的方式代替破產清算,幫助企業“安樂死”,還可以較好解決職工安置等問題,降低社會風險。信托公司可發展資產重組業務,提高國企經營效益,激發創造力,改善資源配置現狀,比如對于自然資源壟斷性行業,可以從不同環節入手分拆業務,幫助引進民營資本,增強競爭力。信托公司還可提供配套服務幫助國有企業、上市公司等通過并購等方式跨界轉型,助力企業創新、發展新的有潛力業務,提高未來增長動力。

(二)綠色金融

在目前市場條件下,部分高污染、低效能的傳統產業產能嚴重過剩,這些自然資源的使用者大多無需為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負外部性付費,因而導致了過度消耗、過度污染的傾向。企業實際付出成本偏低,有利可圖,使得本已過剩行業繼續吸納資源,過剩更為嚴重。綠色金融指金融部門把環境保護作為一項基本政策,利用信貸、債券、股票等相關的一些金融工具和服務,把與環境條件相關的潛在的回報、風險和成本都要融合在金融經營活動中計量,注重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以及環境污染的治理,通過對社會經濟資源的引導,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在我國經濟總體L形走勢短期難以扭轉的背景下,綠色金融將有效優化生產要素的供給結構,削減傳統產業過剩產能,去庫存,促進新興產業加速發展。通過綠色金融產品,資本要素供給向高效率、低污染的環保節能行業傾斜。目前,綠色金融已寫入“十三五”規劃綱要,并且成為今年G20會議重要議題。

信托公司可發揮制度優勢,從資產定價和資源配置兩個方面支持綠色金融發展。一方面,信托公司可以幫助對自然資源和環境成本合理定價。借助于金融交易的資產定價功能,綠色金融市場能夠實現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負外部性的內部化,將環境成本納入資源價格,比如碳排放市場中,碳排放權不再免費,低效高污染的企業將被迫以昂貴成本購買排放權,因此逐步被高效、環保的競爭對手淘汰。碳排放信托將成為代表性業務之一。另一方面,信托公司可發揮業務創新能力,為綠色環保企業量身打造綠色信托促進資源向綠色產業配置。通過發行綠色金融產品如綠色信貸、綠色資產證券化產品等,降低綠色產業融資成本提高其融資便利性,從而引導資本配置到綠色環保服務型行業中。此外,信托公司未來還可加大股權投資基金、并購基金等在清潔能源領域的應用,充分發揮信托資源整合優勢,實現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深度融合,帶動清潔能源領域的產業并購和整合。

(三)新興產業

“供給側改革”五大經濟任務中的“去產能”和“補短板”要求將資源要素從產能過剩、增長空間有限的產業中釋放出來,為提供中高端消費服務的“朝陽產業”輸送更多的勞動力、資金、金融和技術。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創新會產生乘數效應,成為供給側最重要的生產動力,信托公司應該抓住“補短板”政策的有利時機,大力支持節能環保、生物技術、信息技術、智能制造、高端裝備、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支持企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創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業技術改造投資能力,加快技術、產品、業態等創新。

目前信托業務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基建類等傳統領域,對新興產業投資較少。相比而言,新興產業的企業大多處于成長期,現金流較少且不穩定,適合抵押的資產不足,因此傳統以融資為主的商業模式很難再適用。信托公司需要制定長遠的戰略規劃和資源投入,轉變傳統商業模式,如在資金運用模式上,由傳統的債權投資逐漸向股權投資轉變,去適應新興產業高成長性、快速發展的特點,從而在資產管理領域實現突破。信托公司還需提高自身的專業投資管理能力,并加強與政府和其他專業機構的合作,聯合組建新興產業投資基金,吸引社會資本積極參與,支持鼓勵地方加大投入,支持種子期、初創成長型中小企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加快發展,為新興產業提供綜合的投融資服務。

(四)消費和小微金融

供給側改革需要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擴大有效供給。而與互聯網、大數據等結合的小微金融、消費金融產業可以有效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從消費升級角度促進供給側改革。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居民消費能力顯著提高,傳統保守的消費觀念逐漸向超前、信用的消費觀念轉變,而大數據、云計算、移動互聯技術快速發展,為消費金融提供了無限可能。各種因素疊加影響下,中國消費金融市場近年來迅猛增長,有報告稱,2015年中國消費信貸規模達19萬億,同比增長23.3%,預計2019年達到41.1萬億。但是需要看到的是,整體而言我國小微金融產業發展程度還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以銀行為代表的傳統金融機構覆蓋率還很不夠,大量個人,小微企業都沒有得到足夠的信用服務。近年來國家政策上也在不斷鼓勵金融機構、社會資本對這塊藍海領域加大發展和投資,如2016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再一次提及消費金融,鼓勵金融機構創新消費信貸產品。

信托公司可以發揮自己橫跨貨幣、資本和實業三大領域的優勢,打造“互聯網+消費金融+信托”的新模式,利用牌照優勢,跨領域進行金融創新,代替高利率的民間金融和高利貸,推動供給側提供更優質、更高效、服務更便捷、成本更可控的金融產品,通過對消費的刺激和拉動,去庫存,降成本,促進實體經濟發展。

具體來說,信托公司可從以下幾個方向發展消費金融業務。第一是與消費金融平臺合作,整合運營體系,通過IT系統、互聯網技術等搭建基礎設施,為更多層次的消費者提供優質信貸服務。第二是共同打造具有公信力的數據平臺,完善中國個人信用體系建設。信用是最大的社會資本,信用差別定價是定價的核心。完善信用定價機制,可以提高風險管理能力,拓展業務覆蓋面。經過信托公司運營以后積累資產數據,使個人信貸資產變得更透明,有助于增強融資的公信力,同時提高平臺風控能力,更好地為不同層次用戶提供差異化服務。第三是整合服務渠道,推進跨界合作。金融和互聯網的融合逐漸在加深,各種平臺蓬勃發展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多選擇,但是劣質平臺風險事故也頻發,造成了一些不好的社會影響。通過信托公司的介入,可以整合服務渠道,扶持優質平臺,通過資金合作、股權投資等方式全面合作,通過“互聯網+”進行類證券化的標準化和市場風險定價,有效地降低融資成本,并盤活這些行業的存量,并刺激具有消費場景的需求增量。

(五)薪酬福利信托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去產能、去杠桿、降成本等重點任務指向僵尸企業的處理、過剩產能的清理,該過程中免不了會出現人員清理分流及重新安置等問題。這是對于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低效過剩行業人員流向高效益有前景的其他行業,尤其是產能過剩集中的國有企業,會出現大量需要補償、安置的員工。信托的破產隔離制度、資產管理功能,就可以保證員工安置資金的財產獨立性,并以較好的投資管理能力和賬戶管理體系為去產能過程中出現的人員分流提供較好的載體方式,提供多種多樣的企業薪酬福利信托服務,比如養老計劃、安居計劃、儲蓄計劃、員工補償計劃、補貼計劃等等一攬子的員工福利整體解決方案。因此,在去產能過程中,信托作為政策托底的方式可以發揮較大的作用,對信托機構來說,無疑又開辟了新的事物管理的業務。

(六)基建PPP領域

國內新型城鎮化建設還有空間,各類基礎設施建設遠未達到飽和,資金需求量大,過去地方政府大包大攬、利用政府信用大量舉債建設的路子已經難以繼續實行,而此時國家啟動基建項目PPP模式,就是著眼于該問題的解決。地方政府債務負擔較高,杠桿過高,融資成本過高,是過去幾年的發生的現實。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去杠桿、降成本的主要對象便是地方政府,所以PPP模式將會是基建融資方式的新趨勢,政府信用的推出、民間資金的引入,債務融資方式的回縮、股權融資方式的擴張,是今后基建項目的主要特點。在這個過程中,信托公司作為金融機構,可承擔PPP項目資金安排方的角色,甚至可以承擔公私合營中的私方角色,總覽項目的建設、融資、運營,其中的業務機會非常多。信托產于PPP項目,既可作為項目股權投資方,也可以為項目做債權融資,還可以利用項目的未來現金流做ABS,甚至以項目為整體對接資本市場上市融資,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較多,是非常符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反向的業務類型。

(七)資產證券化

供給側改革要求去杠桿降成本,將資源配置到更有效的領域。而大力拓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可盤活金融資源存量,優化資本對經濟發展的供給模式,化解債務風險和流動性風險,從而降低融資成本,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更好地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對于信托公司來說,可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利用長期積累的經驗,從僅充當資產獨立和風險隔離的特殊目的載體角色逐步轉變,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提供功能一體化的升級版服務。這樣信托公司在資產證券化產品發行的主導權會大大提升,一方面可以提升專業能力更好助力實體經濟,另一方面,有利于信托公司找到新的盈利增長點,提高利潤規模。

具體而言,在受托職責履行方面,以受托人身份積極參與入池資產標準確定、基礎資產盡調、交易結構設計、信息披露、證券本息兌付清算等各項工作,成為投資者利益的全程守護者。在業務領域方面多元化發展:發展信貸資產證券化,幫助銀行對資產業務進行精細化管理,實現商業銀行的輕資產運作;發展個人消費貸款資產證券化業務,幫助平臺類互聯網巨頭和一些優質消費金融企業盤活優質資產,管理增量資產,促進消費升級;發展企業資產證券化業務,從應收賬款、租賃資產、商業物業等著手,以較低成本解決企業融資問題;發展不良資產證券化,對不良資產合理定價,剝離重組,為金融機構減負,化解金融風險。在與市場機構合作方面,信托公司可以發行人和受托人的身份,協助發起機構和承銷機構參與部分證券化產品銷售,機構之間形成合作共贏的盈利模式。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信托公司的轉型選擇

近兩年整個信托業務開啟轉型步伐,基于“收人之托,代人理財”的基本定位,轉向資產管理、財富管理、投資銀行、受托服務等具體業務方向。一方面信托作為信托關系的制度載體,有回歸本源業務的傾向;另一方面信托作為持牌金融機構,承擔著中國分業監管、分業經營中的獨特金融職能作用,開展相關的投融資金融業務。任何的行業轉型都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觀察此次信托業轉型,實際是基于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步入了發展新階段的必然選擇,長遠來看,待到條件成熟,信托業作為制度載體的本源業務將會有巨大發展空間,中短期來看,符合信托自身金融定位、發揮自身跨領域制度優勢的金融投資業務,或是信托業保持一定增長、渡過轉型艱難期的現實選擇。當然,站在長周期歷史維度看,既契合信托自身定位,又符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趨勢下的轉型方向,可兼顧長短期利益、平衡經營壓力和長遠發展,是最優選擇。

(一)信托公司目前轉型情況

信托業自全行業宣告全面轉型也有一兩年,各家信托公司基于自身的資源稟賦、股東特點、經營歷史、風險偏好、管理實踐,采取了差異化、個性化的轉型之路。一方面,信托公司在內部組織結構、管理方式等方面進行的積極的轉型嘗試,比如全能業務部門轉型事業部制、全線條業務拓展轉型專業化部門,以及下方授權進行子公司化等等;另一方面,信托公司開啟業務轉型,總體趨勢上,遵循債權轉股權、單體轉基金化、主動轉被動,具體方向上則因人而異,各有選擇。

通過各種公開信息渠道,發現至2016年上半年,共有約50家公司開展了多種轉型創新活動,總計共約30種轉型業務方向,其中有5家以上公司選擇的轉型業務方向就有18個。具體來看,各家公司選擇上多有重合之處,其中選擇最多的前五大方向是:資產證券化(23家)、小微/消費金融(18)、并購重組(16家)、家族信托(15家)、PPP(14家)。

表格 1 信托公司轉型業務方向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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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公司2015年2016年年報;智信資管研究院;

(二)改革背景下的轉型選擇

從各家信托公司轉型業務方向的選擇來看,50多家公司選擇的轉型業務有許多重合之處,除了部分業務,如分級基金、地方交易所私募債、打新基金等選擇公司較少以外,許多業務,如資產證券化、小微和消費金融、并購重組、家族信托、PPP業務等等,已經成為業內共識。上述選擇的做出,實際上肯定是基于中國經濟的運行情況,其中也內含了部分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路的契合。

比如,資產證券化業務,可以有利的實現去杠桿、降成本的作用,以項目的未來現金流融資,并通過公募或私募的方式銷售給機構投資者,既不增加融資主體的債務水平,也會顯著原來以非標和面向個人發售所帶來的較高成本問題;小微和消費金融業務,可以覆蓋傳統金融服務難以覆蓋的部分,為小微企業和個人消費者帶來融資服務,顯著代替民間高利率融資,也是在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降成本任務;還有,并購重組業務,可以在去產能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幫助過剩產業化解產能居高不下難題,清理僵尸企業、減少行業企業數量,控制產能產能,提高產品質量和價格,恢復企業的正常盈利狀態,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

當然,目前的信托公司轉型業務中,也有部分是不符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體思路的,比如,分級基金實際上還是在為投機者加杠桿,其他如藝術品信托和員工持股計劃也含有加杠桿的內容。

總體上看,信托公司目前的轉型業務方向,許多是符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路的,是可以被納入進“三去一降一補”五大重點任務的。這些符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體思路的業務,料將隨著改革的持續推進而日益顯現其生命力,幫助信托公司在符合自身制度定位和金融定位的同時,開創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短期實現圍繞投資銀行、資產管理、財富管理、受托服務等方向延續經營,長期則進一步靠近信托“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的本源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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